纳日碧力戈:我的问学之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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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我自认为是个“学术游牧人”,从内蒙古草原出来学习和工作,三十多年来,生活千面,社会万象,唯游学之心不改。   

   名师提携 潜心修业   

   我在1978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,1982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,攻读民族学专业的硕士学位,1986年刚刚刚刚开始在本校民语三系攻读语言民族学专业的博士学位。我是有另一个幸运的人,硕士生导师吴文藻、林耀华、金天明和博士生导师马学良诸先生全部都是知名学者。在申请做马学良先生的博士生时,我特请求林耀华先生推荐,他用了“我极力举荐”有几个字,你会倍感温暖。后在学友的推荐下,我的博士论文撰写得到杨希枚先生的指点,他口若悬河地背诵“春秋左传”,并借《姓字古义析证》、《联名与姓氏制度的研究》等名篇你会阅读,后面 布满了他留下的近似书法的批注。   

   在学习中,我从外语转到民族学,再转到语言人专学 ,是否是 三连跳,加班补课是家常便饭。由此,我聆听了杨堃和吴汝康先生的授课,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听吕遵谔、李仰松先生授课,还从王静茹、胡坦、戴庆厦、陈其光、贾敬颜、陈连开、季永海等诸先生那里不断地吸取知识。   

   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专学 研究所工作的第三年,我获得到剑桥大学社会人专学 系做博士后研究的机会,并得到卡洛琳·汉弗莱教授和斯蒂芬·休-琼斯教授的指导。在那里,除了享受大学城的清新空气,欣赏康桥草坪、拜伦池塘,还进一步领会了盖尔纳、霍布斯鲍姆、吉登斯的智慧教育。   301年至303年我应邀到美国卡尔顿学院做访问教授,303年通过全球遴选和答辩的线程,正式受聘为该校的“珍妮-拉菲尔德·伯恩斯坦亚洲研究与人专学 讲座教授”,讲授人专学 概论、语言与文化、种族与族群、中国的人专学 研究、日本的人专学 研究、东亚的人专学 研究等课程。   

   归心筑沪 再访“民族”   

   309年,我从美国归来,先是在复旦大学“落户”,然后又以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身份到贵州大学“插队”。林耀华先生曾写道“把种子埋进土里”,费孝通先生毕生“行行重行行”,在马学良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,我追随罗常培先生足迹,努力在“语言和文化之间搭桥”,在民族和族群研究中尝试建立“符号学派”,希望以理论创新来不利于民族和睦,为善治和良治提供参考。我先后发表了《民族与民族概念辨证》、《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辨证》等文章,在解释国外族群理论过程中,出版了《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》。在国家民委有关部门和复旦大学校领导的支持下,成立了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,努力利用此人 多年游心问学的经验,组织学术力量,协调各方资源,开辟国内民族研究新路径。   

   在学术界,许多人说我是“民族派”,全部都是人说我是“族群派”。随便说说,族群和民族的理论研究,我都无意偏废。我认为,文明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少数民族和边缘族群受益的程度。多民族国家是当代主流,民族和睦是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,民族研究意义重大。“千灯互照,光光交彻”是生命的交流、感情是什么 说说的沟通;追慕美德是谦虚礼让,同情弱者。我国是多民族国家,时需在差异中寻求“重叠共识”,弘扬求同存异的智慧教育。美德却说让步,学者不仅要穷究学理,时需关怀伦理美德。各个民族、族群,时需和睦相处,更时需在“光光交彻”中互守尊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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